从教育市场化重回教育改革本真

邓宇/文

教育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话题，古老的地方在于早期的东西方文明就对教育给予了极高的地位，教育意味着启蒙、知识传承、文明传播以及社会进步，新颖的一面则在于教育的概念在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得以泛化，从知识教育延伸到了教育产业和教育市场化，私立学校、私营教育企业以及教育培训机构等如雨后春笋。国际视角来看，教育市场化早在数十年前即在美国、瑞典等兴起，教育逐渐成为了一种兼具社会性、商业性和国际化的产业。辩证认识教育市场化改革，既有助于重新发现教育市场化的价值，以国际比较汲取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市场化的经验得失，矫正教育市场化改革方向和路径模式，回归教育本质，也有利于推动教育市场化改革导向更加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思考未来教育市场化以及教育产业的方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教授、美国教育私有化研究中心主任塞缪尔·E.艾布拉姆斯在其专著《教育市场化的边界：一部商业观念演变史》系统性梳理了美国教育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经验教训，同时比较了瑞典、芬兰在教育市场化采取的不同路径。透过这些案例和翔实的数据资料，这位教育研究学者深入浅出，提出教育市场化的边界、功能和未来方向。

(相关资料图)

美国教育私有化的启动和进程

本书作者长期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事业，主要研究教育私有化和比较教育等，因推动美国对芬兰教育的理解而被世界瞩目。不仅如此，作者还亲身参与了教育市场化实践，而且目睹了1970年代美国教育私有化从经济学家、教育学家的理论谈论和学术试验，最终成为教育部门推动教育私有化的行动，教育和商业的联系由此成为了一种新的方式，弗里德曼关于营利性机构经营公立学校的提议获得广泛支持，推动了包括爱迪生公司、利奥纳集团这些教育管理机构的兴起。2001年后，美国的私有化教育进入到快速发展期，《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和“力争上游”计划两项重要的教育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同期非营利性特许网络学校兴起，“知识就是力量”项目、“卓越特许学校”等数量猛增。本书花了大量篇幅剖析“爱迪生公司”这一典型的教育市场化案例，透过这一案例全面梳理美国教育私有化从学术试验到引起社会公众关注再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的背景。总而言之，美国教育私有化运动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商人强调效率和结果的导向赢得了立法者和教育政策制定者的广泛支持。

爱迪生公司的诞生之初并未受到关注，教育私有化在当时还是比较有争议的领域，但是随着以弗里德曼等完全市场派经济学者占据主流话语权，教育私有化改革被纳入到学术试验。1973年弗里德曼提出“像超市那样建立高度资本化的连锁学校”，1985年麦隆·利伯曼出版《私有化与教育选择》，在书中不仅肯定营利性学校管理的优势，而且通过这本书对爱迪生公司的这一独立私立学校体系表达了重要支持，两位学者提出的教育券制度成为美国教育私有化计划的基石。爱迪生公司的创始人克里斯·惠特尔不余遗力推动教育私有化，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爱迪生计划”，这种新的方式提倡将商业的严苛——时间表、质量标准、成本计算方法和问责措施等加之于教育领域，呼吁对美国教育进行商业化改革。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宣布成立“新美国学校发展公司”，引领突破传统办学模式，和惠特尔的“爱迪生计划”不谋而合。本书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了当时美国各界对美国教育正在衰落且严重危及国家的繁荣的观念的普遍认识。

历史学家劳伦斯·克里明在《国家在危机中》宣称“主张国际竞争力问题可以依靠教育改革得以解决，尤其是将教育改革仅仅视为学校改革”。同时期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提出了《1988年教育改革法》启动教育全面改革。以爱迪生公司、新美国学校发展公司等代表的教育私有化支持者大胆推进改革计划，并将美国的教育私有化支持者和教育专家纳入其中，通过高密度的商业广告宣传掀起了美国教育私有化改革运动，教育学家、社会学家通过讲座宣传、学术讨论等介入其中，教育私有化设计团队提出了重大教学改革方案，标准化的学术课程成为市场化改革和标准化的基础，越来越多的资本集团也纷纷参与投资。此时的爱迪生公司俨然成为资本市场的香饽饽，不仅获得了投资者的信任，大量资本介入，最终在1999年11月首次公开募股，“爱迪生计划”大获成功。本书认为，对于一家学校管理公司来说，其领导人的潜在收益水平也是前所未有的。显然，以爱迪生公司为代表的私营机构在推动美国私有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市场力量介入教育改革的教训

本书提供的大量信息资料表明，美国教育私有化并未一时兴起，也并非完全在于市场的驱动，而是社会各界和资本、市场共同角力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市场的力量在教育私有化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不仅将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成功植入到教育领域，向美国各界展现了发展商业教育的优势，而且通过广泛宣传和吸引投资者获得了更大的关注，借助电视媒体节目宣传造势消除了许多质疑声，反击了竞争对手的批评。但是，这种极度商业化的模式是否真正代表了美国教育私有化的未来方向需要接受时间、公众和国家的检验。教育私有化的成功源于商人利用市场规律展开的市场化运作，但其可能的失败也可能因为市场力量的扩张而不断酝酿，市场的弊端在教育私有化后期逐渐显现。爱迪生公司在商业领域无疑是成功，但短期的规模效应和资本市场的正面反馈并未完全体现教育私有化改革的成果，主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模式能否促进教育改革发展，以及是否增强了教育质量，公众和学生群体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本书对爱迪生公司的市场运作模式进行了深度剖析。一方面，私有化教育的扩张意味着要配备大量的人员，加上营销的成本以及管理费用的增加，导致私营教育机构的运营成本大规模上升。但是，如本书所言，任何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受制于鲍莫尔定律，扩张与更多的教师、教育生产单位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教育管理机构则很难实现规模经济。研究发现，教育规模扩张可能导致规模不经济，更大规模的业务需要更多的管理层级。另一方面，私有化教育运动能否取得成效不仅取决于商业结果，而且最根本的在于教育质量的比较。虽然爱迪生公司在报告中认为其模式取得了显著学术成就，专业精神和运作效率的成功并能表明这种规模经济创造了更多的利润，或者为学生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在随后的案例分析中，随着公众和学界对教育私有化的评估更加深入，以“爱迪生计划”为代表的教育私有化模式的弊端越来越多。2006年后，形势发生逆转，爱迪生公司接管的学校成绩持续下滑，引发了社会公众和教育研究者的激烈争论。

事实证明，教育市场化的确为学校的专业运作、管理效率提升和规模扩张提供了力量，至少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市场力量的深度介入也导致学校越来越趋向于功利化，学校教育的过度商业化导致教育管理者的目标发生变化。有反对声认为，学业成绩比成本更加重要。教育市场化模式下，为积极辅导学校应对标准化考试，爱迪生公司不但获得了当地政府部门授予的区外自主招生自由，吸引更多尖子生加入，同时开发出严格设计的月度标准测试系统，评估学生学习进度，为年度州统一考试做准备。但是，后来的故事证明了教育规模经济的失败，市场力量对教育的过度介入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爱迪生学校面临内部经营成本上升、学校管理秩序混乱以及教师队伍人心涣散等挑战。本书认为，惠特尔高估了公司实力，扩张过快。失败将会分阶段出现，但将会是决定性的。以爱迪生为代表的私营教育集团同样面临教育管理模式固有的脆弱性问题。随着在线教育以及更多类似私营教育机构的出现，爱迪生公司遭遇滑铁卢。

撇开市场化的教育改革路径

自始至终，美国的教育自由化运动更像是一场试验，从早期的学术试验到商业试验，教育专家、教育政策制定部门、私人机构和投资者等广泛牵涉其中，传统的学校机构成为了试验品。由于过度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美国的教育私有化也并非一帆风顺。爱迪生公司的经验表明，通过企业运营学校的模式具有两面性，有利有弊，如何汲取经验教训并推动教育改革走向正轨才是关键。经过一系列失败和挫折后，爱迪生公司着手建立一个遍布全球各大城市的优质私立学校网络，这些学校将共享同样的全球精神和双语课程，和成熟的私立学校竞争，收取更高的费用。但是，现实的发展却再次暴露出市场失灵的缺陷。立法者和教育部门开始反思教育私有化模式的成败经验。越来越多的私营学校出现管理问题，高辍学率和违约率最终引发了强烈抵制，营利性学校成为被调查对象。

本书认为，教育分包模式导致支出成本虚高，为防止和揭露虚报行为而编写的监管合同的成本也变得昂贵。从爱迪生公司等一系列教育私有化改革试验中可见，市场力量主导了教育改革，学校管理工作的外包导致教育过程和目的被严重忽视，私营机构对成本、利润以及宣传往往过度重视，商业利益超越了教育本身，偏离了教育改革初期为国家繁荣而启动教育私有化的初衷。本书总结了阻碍营利性教育管理发展的四大突出障碍——吸引力过时、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和地域性。虽然说早期的教育改革通过引进市场和商业力量实现了效率提升和成本控制，推动了教育的普及，推动教育和考试标准化，但这种模式本质上却违背了教育的本真。本书认为，在对比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时，教育的服务认同或集体取向更加突出。教育的发展体现出很强的公共目的。人们普遍认为受过教育的公民为构建更有趣、更有生产力和更安全的社会。

是否有第四条道路？本书在比较了爱迪生公司和“知识就是力量项目后给出了观察和答案。虽然这两个计划均源于教育私有化改革，但在教育理念上却有天壤之别。爱迪生公司追求的是规模经济，经过短短数年发展即成为极具影响力的私营教育机构，并成功上市，而“知识就是力量”项目却更加关注教育本身，成为非盈利教育机构的代表。该项目通过延长在校时间、实施严格的行为规则、高度重视标准化考试以及支持学校规定和参加家长会等方式，缩小不同群体学生的成绩差距，并且把上大学作为所有学生的奋斗目标。此外，随着在线教育的发展，K12公司和关联学院成为“知识就是力量”项目的有力支持者，同时类似的特许学校共同构成了教育私有化的“第四条道路”。这类学校经营模式不仅获得教师支持外，而且尊重行政自主权，科学设定学生课程，并且获得了许多慈善资助，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例如教师留任、筹措资金以及学生流失率等问题也折射了这种模式的局限性。

重新回归教育改革的本源

由于大众教育的兴起，教育的个性化、多样性以及多元化特征凸显，传统的公共教育资源已经很难满足社会大众需求。市场的力量介入到教育是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大潮流，教育市场化既能够满足社会大众的教育需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也能够加快推动公共教育改革，解决教育发展的现实瓶颈问题。但是，世界范围内教育市场化改革却呈现出了不同的路径，教育的商业做法在某些教育领域取得了经验成绩，但在某些领域却也有存在深刻教训，最大的难点在于教育市场化的边界问题。本书从几个典型案例出发探讨了教育市场化的边界问题，正如本书引言所复述的经济学者阿瑟·M·奥肯的格言——“市场需要一席之地，市场也需要待在它该待之地”。因此，市场并非万能且包办一切，尤其在教育领域。未来教育市场化改革因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环境、教育传统和市场化程度等存在差异，教育市场化方式和方向将是迥异的，不大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本书给出的案例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观念。笃信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观念是值得怀疑的，而否定市场力量的思想也值得警惕。

过去数年，围绕教育市场化特别是教培行业的争论较大，部分观念认为教培行业的乱象以及公共教育企业化经营的问题层出不穷，因而监管部门提出了许多纠偏措施，试图用行政力量矫正错误做法，某种程度上这些措施可能短期有效，但长期能否助益教育改革尚且很难评估。还有观念认为教培行业的存在具有现实意义，满足了社会公众的教育培训需求，对待教培行业应采取政策引导和公平竞争的方式，行政部门应致力于创造公平发展的环境，引导教培行业走向可持续和健康发展模式。但是，市场的力量常常是出于资本逐利的驱动，由于教育市场化边界不清晰，公共教育、私营教育和其他衍生出来的教育模式（如互联网教育）等缺乏系统性的教育改革方案，行政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广泛介入其中，试错的成本过高，而在“一刀切”的纠偏政策过后也只是暂时解决了冲突，却仍然无法调和公共教育与教育市场化的内在矛盾。本书认为，在任何国家，学习都是一国经济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本书在总结了美国教育私有化的经验得失后，比较了瑞典和芬兰的教育改革经验得失。瑞典的模式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自主权和自由度。瑞典教育管理部门赋予私立学校运营商和市私立学校同等资金并赋予其行政自主权，二是相互联系、充满活力的北欧投资者也给予了大量支持。芬兰则是另一种模式，其特色在于以共享的教学策略、成熟却又轻松的管理、创新的学生评估以及扎实的教师培养和可观的教师薪酬而闻名。芬兰的教育私有化更加注重关注教育本身，投资更多的科学实验室、减少班级规模并改善教师福利。在商业化层面，芬兰也给予了学校、教师和家长更多的自由度，取消学校督导制度，重视学生的身心平衡发展，设计更符合学生发展、体现教育功能的课程（例如游戏和娱乐等），尊重家长和学生的选择。不难看出，作者对芬兰的教育改革模式颇为青睐，也将教育私有化的讨论导向教育本身，而不是拘泥于教育产业、市场化和商业层面，体现了一位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观念。因此，本书并非鼓励和支持教育私有化，而是在反思教育私有化，并倡导教育改革回归本源。